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微软在中国落户30年。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开设第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在中国分公司遍布上海、苏州、深圳、武汉、广州等13个城市,您如何评价微软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在中国市场耕耘这么多年,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侯阳:微软始终坚守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助力中国社会、企业、人才发展的成果。例如,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包容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微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市场和区域的特色模式,同时也深知拓展新市场的不易,因此我们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到更多的企业。微软一直积极助力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谋求更广阔的业务发展;同时也凭借自身经验,赋能更多跨国企业本土创新,且激发本地创新反推到全球。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支持中国发展的承诺,持之以恒地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为中国技术、生态、人才、社会等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微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业务增长点?
侯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活力,外国企业有了更多在华投资兴业的机会,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
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新常态下,从混合办公、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场景在中国快速发展普及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具备的韧性和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微软覆盖全球的技术、服务和资源,携手各行业客户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助力更多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跨国企业本土创新。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不少企业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并且具有紧迫性。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这对如微软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侯阳: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及运营效率,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传统以办公室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使得企业在面临业务数字化,跨地区协同等问题时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我们与数以万计家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以助力本土创新。一方面,微软合作伙伴体系具有独有的“凝聚力”,集多年技术、能力、资金、资源一起,助力合作伙伴发展创新文化和业务韧性,提升技术与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软更加开放、更具多样性、更包容的本地生态体系,也汇集了成千上万家本土广域渠道伙伴的优势和能力专长,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务需求的中国客户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作为一家有追求、有愿景的科技公司,微软将继续凭借先进的技术、开放的平台、全面的服务以及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网络,持续创新投入,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挖掘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遇,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的企业客户实现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中新财经:通过控制碳排放,帮助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共识。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结合微软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侯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微软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先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微软宣布了公司碳排放承诺以应对气候危机: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2050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
落户中国30年以来,微软也积极参与及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共同创建美好家园。新建的微软智能云绿色数据中心从四大“底层逻辑”进行脱碳——IT运营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数据中心的绿色理念发挥到极致。
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的微软北京园区于2021年通过海淀区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综合验收,实现了27.9%的节能率,相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碳排放额累计节约25027吨。
在未来,微软将继续使用AI、IoT、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行业伙伴合作,创造更有效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为中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诸多政策措施中,您对哪些方面感受较深?有哪些建议?
侯阳: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法案,让中国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提高,使得外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国际化,这将使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也将使中国更具全球号召力。这些无论是对微软自身在华布局,还是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企业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地推动作用。
落户中国三十年,微软始终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深具信心;微软在自身持续在华投入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在华外企更好地开展业务。
中新财经:微软未来在中国有哪些具体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时间安排上,能否做一个介绍?
侯阳:微软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我们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与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点燃中国智慧、拓展中国机遇。
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微软也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微软始终重视新常态下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人才保障。我们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免费开放基础技术认证资格。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筑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我们还准备与中国电子学会携手,共同推动平台化教育资源。
微软同时也规划一系列创新举措,以促进合作伙伴生态活力循环。微软云伙伴计划将与有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开发类和服务类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基于微软产品架构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赋能云总代拓展广域中小企业市场等一系列从全球到本土的合作伙伴生态战略及产品更新。
中新财经:您提到在中国要加大人才吸纳,微软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实现降低人才创业门槛、反哺微软业务的?
侯阳:新常态下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人才发展和培养的要求。基于此,微软发起了一系列赋能创新人才的计划,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能力,予力更多中国青年,成就不凡。
微软积极推动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才赋能,通过“编程一小时”助力中国青少年开启计算机科学新世界,“创新杯”为中国学生提供孵化创意的机会与平台;“日出计划”联手国内高校建立起需求对接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进阶体系;
“数字技能赋能”项目旨在打造本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微光计划”为职业院校学生、残障人士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与就业环境;“数字未来•女性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中国科技女性提升数字技能,拥抱数字未来。
在中国,微软一直以来致力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一系列面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交流活动、高校科研合作以及课程建设大力支持中国本地化人才培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软件人才和创新团队,成为新技术、产品和研发团队的孵化器。
微软还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微软创新生态赋能平台,覆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为本土创新人才提供从技术、资源到平台的扶持,为中国创新人才和开发者“加码”,并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完)
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